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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《尚书》看商朝法制历史并非乏善可陈

发布时间:2024-10-14 14:38:56 作者:郝铁川 来源:法治日报 浏览次数:

提起商朝法制史,由于殷墟大量人殉墓葬的发现以及史书对殷纣王荒淫凶暴的宣扬,再加上王国维先生《殷周制度论》暗含的扬周抑殷之深意,因此,许多人感到这是一个非常野蛮残暴的朝代。其实这有点夸大了。人殉制度是指古代葬礼中以活人陪葬的一种陋习,源于原始社会,到了商周时期仍很普遍,西汉以后才算是真正退出历史舞台。关于殷纣王,虽然不能说他不是一个暴君,但也未必如一些史书描写得那么荒淫专横,连孔子都感叹:“纣之不善,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,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”(《论语·子张篇》)意思是:纣王虽然不好,但不像传说的那样厉害。因此,君子非常憎恶居于下流,一旦居于下流,天下的一切坏事都会归到他的头上。

《尚书》记载商人历史资料的有《汤誓》《仲虺之诰》《汤诰》《伊训》《太甲上》《太甲中》《太甲下》《咸有一德》《盘庚上》《盘庚中》《盘庚下》《说命上》《说命中》《说命下》《高宗肜日》《西伯戡黎》十六篇。从这些篇里我们可以发现商人的法制并非一团漆黑。

第一,商朝重视制定家法以约束后王。《伊训》记载执政大臣伊尹说,为了能使后人很好地治理天下,先王制定了《官刑》,专门惩治三种歪风邪气,来警戒百官。一是惩罚在宫中群魔乱舞、饮酒酣歌的巫风;二是惩治贪求财货女色、经常游乐田猎的淫风;三是惩治轻视圣人教训、拒绝忠直谏戒、疏远年老有德者、亲近顽愚童稚者的乱风。这三风,国君只要沾染上一种,国家一定会灭亡。臣下不匡正君主,要受到墨刑。这种《官刑》实际上就是先王制定的家法,它开创了开国君主制定家法以约束后王的先例。朱勇教授《“祖制”的法律解读》一文提出,以先皇祖训为内容的“祖制”发挥着重要作用。祖制作为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,其调整范围涉及国家权力的分配与制衡、朝廷运行机制、重大事件决策、重要职官任免、朝贡外交等。祖制主要通过由皇帝主持的“祖制驳议”机制来实施。在规范形式上,祖制多以诏令、上谕等先例、惯例的方式存在,较多保留春秋以前非法典化、非公开化的法律神秘主义特征。祖制初步具备国家根本法的性质,其与普通律令既有分工,又有衔接,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完整的法律体系:“祖制—律令”体系。先王制定家法以约束后王,表明古代具有用制度约束权力的意识。

第二,商朝顾命大臣(帝王临终前托以治国重任的大臣)伊尹勇于对不良嗣君太甲予以严厉的约束教诲,对后世影响颇大。《太甲》和《咸有一德》记载了嗣君太甲不服从顾命大臣伊尹的教诲,伊尹将其流放到桐营,禁闭在桐宫,令其闭门思过。三年后,太甲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,对伊尹说:“以前我违背师保的教训,当初不会责备自己;还望依靠您的匡救恩德,谋求我的好结局。”伊尹让他登了王位,告诫太甲“敬修自己的德行,使自己能够匹配上帝”。商朝的这种做法开创了摄政王制度的先例。摄政王是指在君主制国家里,由于即位的君主年幼、生病或神志不清,或君主出访国外等原因而暂时代替君主行使国家领导权的人。而在商朝,则是顾命大臣认为嗣君太甲的品行不合格,需要让其闭门思过,表明君臣之间具有一定的民主平等性。

第三,商朝的国王盘庚遇到国家大事,重视与贵族大臣和平民的协商、沟通,表明商朝尚存原始民主遗风。例如,盘庚为摆脱困境,避免自然灾害,把都城从奄迁到殷,一开始遭到了大臣和平民的反对。盘庚则把大臣们召集到朝廷进行开导、说服工作:“来吧,你们各位,我要告诉你们,开导你们。你们要克制私心,不要随遇而安。”(《盘庚上》)做完了大臣的工作,盘庚又召集民众大会,开导民众说:“现在我打算率领你们迁移,使国家安定。你们不体谅我内心的困苦,你们的心竟然都很不和顺,很想用些不正确的话来动摇我。你们自己搞得走投无路,自寻烦恼,譬如坐在船上,你们不渡过去,这将会把事情搞坏。你们诚心不合作,那就只有一起沉下去。不能协同一致,只是自己怨怒,又有什么好处呢?你们不作长久打算,不想想灾害,你们普遍安于忧患。这样下去,将会有今天而没有明天了,你们怎么能生活在这个地面上呢?”(《盘庚中》)盘庚迁都以后,定好住的地方,决定宗庙朝廷的位置,然后再次谆谆教诲众人:“啊!各位诸侯、各位官长以及全体官员,你们都要考虑考虑啊!我将要尽力考察你们惦念尊重我们民众的情况。我不会任用贪财的人,只任用经营民生的人。对于那些能养育民众并能谋求他们安居的人,我将依次敬重他们。现在我已经把我心里的好恶告诉你们了,不要有不顺从的!不要聚敛财宝,要经营民生以自立功勋!要把恩惠施给民众,永远能够与民众同心!”(《盘庚下》)一个国王为了一件事情,多次与大臣、民众协商,在后世并不多见。

第四,商王武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,任命社会底层出身的傅说为执政大臣,此事为后世不断传扬。武丁举傅说的故事先秦时期已经非常流行,是圣王举贤不择贵贱的典范故事之一。《尚书》《国语》《墨子》《孟子》《尸子》《庄子》《楚辞》《荀子》《韩非子》《吕氏春秋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论衡》《水经注》等许多传世典籍中多有记载。傅说从政之前,身为奴隶,在傅岩做苦役。那里是虞、虢两地交界之处,又是交通要道,因山涧的流水常常冲坏道路,奴隶们就在这里版筑护路。傅说就靠从事版筑维持生计,虽有才干,无从施展。后被武丁发现,举以为相。傅说对武丁进谏:“惟治乱在庶官。官不及私昵,惟其能;爵罔及恶德,惟其贤。”(《说命中》)意思是:治乱关键在于用人,官职不可授予亲近,当授予能者;爵位不可赐给坏人,当赐给贤人。武丁听后点头称是,傅说接着说:“非知之艰,行之惟艰。”即:不是知道它艰难,而是实行它很难。

以上数端,足以说明商朝法制史并非乏善可陈,可圈可点之处颇多,值得学界关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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